從《小偷家族》到《不容易的爸爸》（Any Crybabies Around?），在日本名導是枝裕和的電影中，我們經常能找到有關家庭的新觀點，在他最新的作品《孩子轉運站》中也不例外。故事圍繞無法養育小孩的人與允許匿名留下小孩的「嬰兒暫存箱 Baby Box」展開，十分喜歡挑戰傳統倫理觀的是枝裕和這次究竟想為觀眾帶來什麼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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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在社會對女性好像愈來愈挑剔及具侵略性，而本片也有觸及這一點。片中有一句對白：「若你打算棄養孩子，當初便不應該將他誕下來。」生孩子應是 個人的選擇，但你好像在說社會也對孩子有一種責任。你對此有何想法？
是枝裕和：生育與否絕對是每位女性的個人選擇。但我想呈現的，是這個出現在「嬰兒暫存箱」的棄嬰，到片末時已有一個新創造的匣子去保護他，這個匣子以社會的形式存在，當中卻有些人做過壞事，有人會可以近距離保護他、照料他，亦有些未能留下的，會遙距地看管着他。重要的是這個無形的匣子在保護着這個嬰孩。我認為影片能夠走到這個結局便很美妙。至於刑警秀珍片首的說話：「若你打算棄養孩子，當初便不應將他誕下來。」我想看看這結局能否改變她，以至觀眾的看法。
2. 日本也有這些「嬰兒暫存箱」嗎？
是枝裕和：日本唯一的「嬰兒暫存箱」在熊本縣，啟用了大概十五年，位處於一所醫院內。他們的成立是因為當時沒有制度去幫助未婚懷孕的年輕媽媽，她們不會告訴父母，暗地裡誕下胎兒，當然亦沒辦法養育他，因此唯有棄養。「嬰兒暫存箱」就是為了幫助這些隱姓埋名的母親及嬰兒，儘管現在仍存在合法性的爭議。
3. 影片提出了責任的問題，是雞與雞蛋的狀況：有人棄養嬰兒導致「嬰兒暫存箱」的出現，還是「嬰兒暫存箱」令人棄養嬰兒？影片有沒有為此提供答案呢？
是枝裕和：我自己有一套看法的，但當我在南韓做資料搜集時，有人認為這制度會鼓勵女性棄養嬰兒。可是「嬰兒暫存箱」的負責人卻樂見那些母親將棄養的嬰兒交托他們，因這樣便救回了小生命。他們沒有批判別人的做法。在日本，同樣有人批評「嬰兒暫存箱」會鼓勵女性棄養嬰兒，我想利用這個批評來開始這部電影，讓刑警說出那嚴厲的話。但這種批評漠視了很多現實的狀況，包括父親的責任，還有社會的責任。故事發展下去，我想那些批判聲音逐漸了解其他因素，以及開始為嬰兒着想，為他們的未來着想。我希望角色與觀眾同樣經歷這轉變。
4. 你很喜愛倫理主題電影，尤其是以不同人物走在一起組成家庭這個課題。你生命中那些部份令你對這種題材特別感興趣？
是枝裕和：我有很多電影也源自我的家庭背景。相信我的第一部倫理電影該是《誰知赤子心》(Nobody Knows)。我認為這些社會矛盾在我們處理孩童及女性問題時經常出現，包括日本在內的很多社會，有不少人總是在社會架構以及福利制度的夾縫中生存，他們消失於制度及社會中，而這些人物特別令我感興趣，我很喜歡刻劃他們，有時他們會走在一起，組成類似家庭的組群，但這不是我特意去做的，只是人們後來向我指出這點，我才意識到。加上，在日本及南韓，我們對家庭有一套普遍的概念，就是我們總是將血緣關係看得很重。這是一個頗為傳統的觀點，包括在法律上。其實這套想法追不上時代。我在影片中呈現這些組群，一方面想重新思考，也鼓勵其他人一起重新思考何謂家庭。難道沒有血緣關係便不是一家人？
5. 從《真實芳言》（The Truth）與《孩子運轉站》這兩部在日本以外拍攝的國際性製作中，你從法國及南韓演員身上學到了什麼？
是枝裕和：我發現日本的電影製作跟時代脫節了。當我們談到工作環境時，我們真的需要改進，否則新一代年輕日本製作人繼續在日本工作將會很困難。我在法國及南韓拍攝時真的感受到這種迫切性，令我學到了很多。至於導演工作方面，在南韓拍攝完這部電影後，我已返回日本並投入新片的拍攝工作。拍攝了兩部對我來說言語不通的影片之後，我發現拍攝時我會更加留心，更加專注去感受演員在對白以外所帶出的各種資訊。現在，回到日本工作，我的雙眼和耳朵的靈敏度都提高了。我看見他們演出的更多細節，事物更加清晰了。就是這樣，我從這些工作經驗得益了很多。
6. 你談到電影製作人在日本工作時遇到很多困難，這些困難是什麼？
是枝裕和：工時太長。在南韓，他們有條例限制工作人員每星期只可工作52小時。在法國，每天工作8小時。但日本仍然沒有類似的條例，亦沒有工會。因此，我覺得對工作人員提供一個舒適的工作環境是我部份的責任。而年輕一代的電影工作者，總有種並非真正工作的感覺，他們在日本只當拍電影是嗜好，雖然這並非壞事，但這樣對年輕人投入電影行業卻很難持續。在南韓，他們已經根據美國的模式改革過很多次，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某程度上，日本比較多樣性，工作環境卻不及南韓，但年輕的工作人員則真的很享受工作。
7. 可否談談你的演員？宋康昊的角色是一名轉售嬰兒經紀，但他為人卻很和藹。另外，李知恩本是南韓歌手，但戲中她飾演一名妓女，且殺過人，並經常粗言穢語。你為何會選中他們演這些角色？你有沒有明確指導他們如何演繹角色？
是枝裕和：我在釡山電影節遇過宋康昊很多次，他是一位非常出色而且很具吸引力的演員。還記得有一年我在釡山看完他的《密陽》(Secret Sunshine)，在一個訪問中我被問到：「若你可以跟一位南韓演員合作，你會選擇哪一位？」我說：「宋康昊。」訪問結束後，我在等電梯，電梯門一打開，宋康昊就站在裡頭。我感到這是命運安排。此後我們開始傾談，雙方都希望有機會合作，我們就這樣開始了。我想到了一個故事，腦海中的第一場戲就出現一位牧師，是宋康昊，他從「嬰兒暫存箱」抱起嬰兒，微笑着，溫柔地跟他說話，然後賣掉了他。那是我想到的第一場戲，就是這樣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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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時期，我看了很多韓劇。有一位現年82歲的攝影師，我們合作過《誰知赤子心》及《橫山家之味》(Still Walking)，他介紹我看韓劇《我的大叔》(My Mister)，他提到結尾跟《誰知赤子心》的關係。他又說：「李知恩（IU）非常出色，你一定要看看。」起初，我看只是因為他叫我看，但我被完全迷住了，就像他一樣。而李知恩真的做得很好。故此，在我飛往南韓進行演員試鏡之前，我已在腦裡決定了她是素英這個角色的首選。我跟她做了一個越洋訪談，給她看劇本。而她在看劇本前，她找了曾跟她合作的裴斗娜給她意見，之後便一切都成事了。我也十分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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